现在有些演员不太负责,在我们这些老观众看来,实在接受不了,比如有演吕蒙正年轻时贫寒,没有饭吃,只好到寺庙里蹭饭,受尽白眼,可演员一伸手,居然戴个大金戒指。

“杨大爷,您的奔驰呢?”

梨园行的年轻人,见了74岁的杨蒲生,少不了要叫声大爷。老人家不是票友,也不唱,大半辈子了,就是捧角儿。这样的老观众,如今寥寥无几。

所谓“奔驰”,是杨老的轮椅,腿脚疾患已10年,只能以此代步,它的侧面,贴着杨老的墨宝——“笨迟680”,680者,是它当年的定价。

小小的老戏单捐赠仪式,竟有如此多的角儿来给杨老捧场,张曼玲、吴钰璋、李长春、沙淑英、李鸣岩、陈增堃、费玉明……回首曾经,大家都还记得当年那个戴着一条腿眼镜听戏、场场不落的初中生,但谁也没想到,正是他,留下了一笔如此厚重的记忆——400多张老戏单,完整地记录了中国戏曲学院60年的沧桑与辉煌:从青涩,到恢弘;从艰难起步,到桃李满天下;从不被认可,到梨园半壁天……

杨老的收藏,曾令无数人眼热,放到潘家园,随便拿出一张,都能卖个好价钱。

“攒了一辈子,再把它给卖了?我犯不上。”如今,它们被印刷成书,这本《回首当年》是目前国内三部老戏单著作中,专项资料最完备、学术价值最高、主题最凝聚的一部。

将收藏的老戏单,全部捐给了60年的中国戏曲学院,杨老如释重负:“终于给它们找了个好婆家。”

为“说古”捧上娃娃戏

我是1937年生人,父亲在伪中央银行工作,抗战结束后,住大方家胡同,在“棉花地”一带,当年这里唱戏、演曲艺的特别多。那时也没什么文娱活动,只有京剧、鼓曲和电影。

我父亲爱听戏,过去的戏园子不检票,免费进,但要找好座位,就要请案目(即今服务员)帮忙,由他们来安排,并交纳不等的费用,赶上座位紧张,案目会私自抬价,如果没人看,他们就在门口拉客。

过去的戏院都是木头座,靠背后面有块横板,后排的人可以在上面放烟卷、糖果、瓜子什么的,还有提篮叫卖的,真可谓乌烟瘴气,为什么这么乱?老戏园的规矩,叫“准演16刻”,得
4个小时,这么长时间,不闹闹哄哄,观众坚持不下来。

印象最深的是扔手巾把,跟杂耍似的,就像侯宝林相声说的一样。

我那时小,听不懂,有时趴在台口上就睡着了,不过一旦入了门,就越听越有滋味。

1950年,我上初中,刚解放,社会治安好,小孩上街,家大人也放心了,每个星期天,我开始独自去看戏。那时戏票3至4角钱,普通工人收入30多元,相比之下,不算贵。那时最喜欢听中国戏曲学院(当时叫戏曲实验学校)的“娃娃戏”,原因有三:一是演员年龄和我相仿,有亲切感,二是“娃娃戏”都是白天演,不耽误第二天上学,三是能看到演员不断进步,而你看名角儿就不行了,他们永远一个样。

当然,最重要的理由,还是从小听家里人聊天,他们当年听富连成的戏,说起裘盛荣、谭富英这些名角,动不动就说他们在科班里如何如何,所以我想,我也得捧“娃娃戏”,等将来这些人成了角儿,我也有机会和别人说古。

那时的演员和观众真亲

过去学业没今天这么紧张,所以我周周不落,我也好认,戴一条腿的眼镜,另一条腿掉了,懒得去配,这成了我的标志。

我在前门外鲜鱼口的大众剧场看戏,那是北京第一家国营剧场,解放前叫“华乐”,是最好的剧场之一,从1951年起,周日场都是中国戏曲学院的“娃娃戏”。那时看完戏还不算完,散场后得跑到前门外盛锡福高台阶那儿等着“过大队”,戏校的孩子们每次都穿着校服,在这儿坐校车,平时在舞台上画着彩,在这儿才能看到他们的真面貌。

“娃娃戏”常露怯,忘词儿的、掉枪的、唱劈了的,但观众比较宽容,最多给个场笑,没人喝倒彩。时间长了,你会觉得露怯也是一个看点。

那时的演员和观众是真亲,看你常来看戏,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,就算成了角儿,也没什么架子。有一次我给张曼玲提意见,当时她已是名演员了,可人家当时就说:“要么下回我试试?”以后果然改了,连教徒弟都按改的来。不像现在,你说什么,人家800个理由在那儿等着你。

那时许多老戏已经不让演了,有的被改得面目全非。像《王宝钏》的戏,后面全给砍了,因为有三妻四妾,算是宣扬封建思想。有的老戏,至今也没能恢复。观众对此当然不满,但只能私底下发牢骚,还不能发大了,发大了就成右派了。

解放后,剧院的案目没了,不过票房依然留“机动票”,一次看戏找熟人买了机动票,进场没多久,周总理也来看戏,就坐在我附近,后来票房说,总理和大家一样,也是买的机动票,解放后剧场的包厢都拆了,领导人和老百姓坐一起看戏。

那时看戏经常能遇到周总理,他也喜欢京剧,学的是程派。一次散戏,周总理放着专车不坐,和警卫员上了公共汽车,与乘客们一起聊家常。

现在戏院的包厢又修起来了,像我这个年龄的人,不太能想通,一次去看戏,好家伙,连胡同口都戒严了,说是部门领导来看戏,我就不明白,搞这个排场干什么,这是爱老百姓呢,还是怕老百姓?

藏在《红旗》杂志里的老戏单

喜欢听戏,每次也就顺便买张戏单,过去5分钱一张,算是很贵的了,足够买一套烧饼夹焦圈,以后一度免费,后来又改成1分钱一张。

其实也没想过要收藏它,就是想留个记忆,没事儿的时候翻翻,算是一个乐趣。我父亲听戏,家里原来有很多老戏单,那时小,都被我叠成玩意儿,乱写乱画给祸害了。

“文革”开始时,风声渐紧,各家都忙着烧东西。我父亲喜欢收藏货币,其中有不少珍品,但上面有蒋介石等的头像,没办法,只好烧掉,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后悔。老戏单虽然也有问题,但最多算“四旧”,我就没舍得烧,为对付检查,就将它们藏到《红旗》杂志里了。

那时主要是街道的“小脚侦缉队”来查,我舅舅墙上挂着一幅书法作品,那些老太太没文化,看我们是回民,就以为是经文,说:“都什么时代了,怎么还挂这个?”我舅舅说,那上面写的是毛主席诗词,老太太们吓坏了,忙说:“那就挂着吧。”

说实话,要查的话,你塞什么杂志里都没用,只要觉得你有问题,挖地三尺也要给你查出来。我一直在煤炭部工作,大小算国家干部,又不是官,不至于算成“走资派”,此外平时和邻里关系搞得比较好,彼此有个面子,所以街道也没认真查。

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后怕,中国戏曲学院的老校长王瑶卿给我画过一个扇面,是几只乌龟,没地方藏,就塞在毛主席像后面了,这要是被查出来,红卫兵还不得把我给打死啊?

“文革”期间买票麻烦了,得先到单位革命委员会开介绍信,再到剧院的革命委员会去买票,级别低了的单位还不给票。而且翻来覆去,就八个样板戏,根本看不到别的,票价倒是便宜,所谓“样板团”是2、4、6角钱,而非“样板团”,是2、3、5角。

红卫兵闹得最凶时,剧场的笑话就太多了,一次演《红灯记》,李奶奶和鸠山正智斗呢,突然来了一队红卫兵,一人手里拿本语录,喊着“革命无罪,造反有理”,直接就冲上台了,吓得鸠山忙去保护李奶奶,接着是另一队红卫兵冲上来,两派就这么辩论上了,连台下的观众都分成两派,开始大辩论。最后,时传祥上台了,那时他还没被打倒,劝说半天,红卫兵们才离开,接着演戏。

那个时代,人人都变成了双重性格,外面讲官话、假话、套话,可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。

如今看戏是找生气

说实话,我心里挺感谢中国戏曲学院的,不仅培养了一批名角儿,也培养了我们这样一批忠实的观众,我这个年龄的人,受传统教育影响,不喜欢商人习气,能将我这60年的收藏捐给我喜欢的学校,算是为它们找到个归宿,挺好。

说到振兴京剧,我不那么有信心。唐诗好不好?宋词好不好?好到一定程度,就都传不下去了。说实话,今天你要想找气生,一是看足球,二是听京剧。

现在有些剧,在我们这些老观众看来,实在接受不了,演员也不太负责。比如《苏三起解》,苏三是从监狱里出来,可演员居然染着红指甲,贴着假睫毛,还有演吕蒙正年轻时贫寒,没有饭吃,只好到寺庙里蹭饭,受尽白眼,可演员一伸手,居然戴个大金戒指,这还是吕蒙正吗?你穷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,为什么不把金戒指卖了换吃的?

老话讲,“三年准出个状元,十年未准出个好唱戏的”,老一代演员要靠观众赏饭吃,为了生存,所以特别刻苦,受的罪也大,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,现在演员倒过来了,只要糊弄好领导,管你观众怎么想呢?只要单位管开支,不让唱都行。什么对得起对不起观众的,想都不会想。演员的功夫都用在对付领导上了,这叫“刷色”,会来事的能登台,不会来事的,本事再好,也不能登台。过去四大名旦、四大须生,那是观众叫出来的,现在名演员,是领导评出来的,这能一样吗?

京剧当年能火,因为有一批像我这样忠心耿耿的老戏迷,现在一张票280元,工薪阶层想捧角,捧得起吗?

有些老戏,改是可以的,但伤筋动骨,作为老观众,实在看不下去,可没办法,人家屁股坐在那个位置上,想怎样来就怎样来,有时我也挺奇怪,他们也不怕火大,屁股生疖子?后来也想明白了,生疖子人家去医院,跟咱有什么关系?

没办法,看也是生气,干脆少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