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派京剧是近代上海特有的城市文化哺育下的产物。它为传统戏曲艺术开拓了通俗化、大众化之路,从而促进了京剧艺术乃至中国传统戏曲的创新发展。

早在徽班进京的乾隆时期,里下河徽班来上海演出,这是形成上海京剧的源头。1867年,英籍华人罗逸卿建成仿京式戏园“满庭芳”,天津和北京京班名角纷纷来沪演出,京剧正式传入上海。一时间“京剧风行,戏园斯盛”。至同治、光绪年间,上海开设的京班戏园不下50个,京剧成为沪上影响最大的剧种。沪上京剧艺人适应本埠地域环境,吸收接纳徽班、梆子、昆曲等地方剧种之长,使初入上海的京剧开始了海化的进程。19世纪末,随着讲究故事情节的连台本戏的传入、灯彩戏的兴起、时事京剧的上演,使上海京剧显现出不同于京城京剧的新的艺术特征:戏剧题材由历史转向关注现实;美学心态由传统保守转向追求新奇和感官刺激;戏剧审美意识由以听觉欣赏为主转向追求视觉听觉的全面审美需要;欣赏态度由以诗兴、韵味品评为尚转向注重故事情节。《铁公鸡》、《左公平西》、《湘军平逆传》三部剧作的上演是海派京剧形成的标志。

20世纪上半叶,国内政治、社会剧烈动荡,中西文化碰撞交流,使海派京剧进入不同寻常的发展时期。海派京剧开拓者汪笑侬演出的新编京剧《党人碑》,预示着戏曲改良运动的到来。从那个时候起,海派京剧进一步显示出自觉为社会政治服务,反对封建专制,追求改革创新的鲜明特征。上海京剧舞台出现了一大批关注现实人生、宣传新思想、高歌爱国主义、鼓吹社会和文化革命的新剧目。1908年,一批开明绅商和京剧艺人受西方文明影响,在上海南市建成了中国第一家新式剧场——新舞台。新舞台不仅在剧场建筑结构上大大改变了茶园式剧场的做法,在管理方式上也有重大改进,成为京剧改良运动的艺术实践基地,使海派京剧真正具有了不同于传统京剧的近代化性质。此后,上海的新式剧场和戏院纷纷落成开业。从新舞台建立到1917年上海最后一家茶园式剧场“贵仙茶园”歇业,前后只经历了约10年时间。民国后,作为海派京剧艺术标志之一的机关布景连台本戏得到进一步发展。1921年连台本戏《阎瑞生》在新舞台的演出,标志海派京剧开始主导上海京剧舞台。周信芳麒派艺术和盖叫天盖派艺术的形成与发展,使海派京剧艺术进入鼎盛时期。

海派京剧是传统戏曲近代化转型的典范。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上,海派京剧突破了京剧入宫演出后追求精致、脱离生活、丧失活力的桎梏,使京剧贴近现实、关注民生。海派京剧不仅有大量时事剧的创作,而且在历史题材剧目创作演出中也无不彰显着鲜明的时代特征。在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,海派京剧既遵循京剧的艺术规范,又追求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,容纳中西,开拓了京剧艺术表演的新领域。在演员与观众的关系上,海派京剧立足上海的商业化城市特征和文化生态,适应市民偏重“看戏”、注重情节、追求新奇的需求,着力开拓艺术市场,使得京剧艺术从高雅殿堂走向通俗化、大众化之路。

海派京剧大大突破了传统戏曲总是围绕帝王将相打转的局限,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剧目。如表达爱国主义思想的《徽钦二帝》、《学拳打金刚》,弘扬民族民主精神的《鉴湖女侠》、《宋教仁》,歌颂社会正义的《狸猫换太子》、《火烧红莲寺》,演绎历史事件的《汉刘邦》、《明末遗恨》,劝诫世道人心的《黑籍冤魂》、《斗牛宫》等。海派京剧诞生了常春恒、赵嵩绶、王鸿寿、李春来、冯志奎、夏月珊、潘月樵、夏月润、赵如泉、冯子和、欧阳予倩等一批早期代表性艺人和童芷苓、李玉茹、言慧珠、沈金波、童祥苓、尚长荣、李炳淑等着名艺术家。

全国解放后,京派、海派互相交流,好戏连台。国家为京派、海派京剧代表人物梅兰芳、周信芳共同举办舞台生活50年纪念活动,为盖叫天举办舞台生活60年纪念活动,使京剧舞台出现了京海交融、欣欣向荣的景象。“文革”时期文艺倍受摧残,京剧舞台只剩“样板戏”。改革开放使海派京剧复苏,新世纪又为海派京剧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。《曹操与杨修》等一批新剧目和史依弘等优秀青年演员的出现,使海派京剧焕发新的光彩。

历史启示我们,只要坚持改革创新,坚持适应时代,坚持开拓市场,坚持贴近观众,海派京剧就一定会走向新的繁荣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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